走進卓越：三位社會企業研究院院士的啟發故事 | Discussdata

三位院士，三種路徑：以生命書寫的社會價值

在「社會企業研究院」的榮譽殿堂中，每一位院士的稱號背後，都承載著一段不平凡的旅程。他們並非只是擁有卓越履歷的精英，而是懷抱著對社會的深刻關懷，以創新思維與堅定行動，在各自的領域中開創出獨特價值的實踐者。有人從零開始，將一個理念化為改變弱勢社群命運的企業；有人深耕研究，以數據與理論為政策制定鋪設道路；有人則扮演連結者的角色，將看似互不相干的資源巧妙整合，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協同效應。

這篇文章將帶領讀者走進三位「社會企業研究院」院士的真實故事。我們將透過他們的親身經歷，探討社會企業並非單一模式的成功學，而是一場需要多元智慧與堅韌精神的社會實踐。他們的故事不僅是個人奮鬥的紀錄，更是對社會創新精神的生動詮釋——啟發我們思考，無論身處何種位置，都能為社會的福祉貢獻一份力量。

案例一：陳志強院士——從零到一的社企創業者

街頭啟蒙與創業的初心

陳志強院士的創業故事，始於一次平凡的街頭觀察。十年前的一個傍晚，他在深水埗的一家舊式麵包店前，看到一位長者正躊躇著，手中緊握的硬幣僅夠買半個菠蘿包。那一刻，陳志強心中湧起一股強烈的困惑與不忍：為何在繁華的香港，仍有這麼多人為基本溫飽而掙扎？他當時是一名收入穩定的建築工程師，但這個畫面像一顆種子，在他心中生根發芽。

他開始利用業餘時間訪談區內的獨居長者與基層家庭，發現「食物浪費」與「食物匱乏」在香港竟同時存在且問題嚴峻。根據香港環境保護署的數據，每日有超過3,000噸廚餘被送往堆填區，而同一時間，全港有超過130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這個巨大的矛盾讓他毅然放棄了高薪工作，決心創立一個既能減少浪費，又能精準幫助有需要者的社會企業。

「食得滿FUN」的創新模式與社會影響力

他創立的「食得滿FUN」社會企業，並非單純的慈善食物銀行。陳志強院士設計了一個創新的「時間銀行」與「點數兌換」系統。企業向酒店、超市及菜市場回收外觀不佳但仍安全可食用的「醜蔬果」及未售出的包裝食品。這些食物並非免費派發，而是透過組織活動，如社區清潔、長者探訪、課後輔導等，讓受助者以「服務時數」賺取點數，再憑點數以超低價甚至免費兌換食物。

這個模式巧妙地在幾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它從根源上解決了部分食物浪費問題，每年成功轉廢為寶超過200噸食物。其次，它維護了受助者的尊嚴，讓「領取」轉變為「以勞力交換」，打破了傳統救濟模式可能帶來的標籤效應。更重要的是，它為社區注入了互助的活力。至今，已有超過5,000名長者及基層家庭參與計劃，他們不僅解決了溫飽，更在服務過程中重新建立了社交網絡與自我價值感。「食得滿FUN」的成功，不僅是商業模式的勝利，更是一次以人為本的社會實驗。

成為院士的關鍵里程碑與心路歷程

從最初缺乏資金、四處碰壁的草創期，到如今營運穩健、獲獎無數的社企典範，陳志強院士坦言，最大的挑戰從來不是資金或資源，而是內心的自我懷疑。「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放棄百萬年薪去做這些『蝕本生意』？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也在尋找答案。」他表示，直到看見一位長者因參與社區清潔活動而重拾笑容，他才真正確定，他所創造的價值遠比工程圖紙上的數字更為巨大。

2022年，他獲選為「社會企業研究院」院士。對他而言，這不僅是對他個人努力的肯定，更是對其「以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理念的權威認證。這份榮譽為他帶來了更廣闊的平台，讓他能與學術界、政府部門分享經驗，並吸引更多年輕企業家投身社企行列。他認為，成為院士後，責任更重，必須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持續探索如何讓社企模式更具規模效應，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人。

案例二：李慧敏教授——政策推動與影響力建設者

從學術殿堂到政策前線

與創業家的實戰路線不同，李慧敏教授的故事則是在學術研究與政策倡議的交匯點上展開。她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的教授，長期專注於社會福利、貧窮問題與社會企業發展的研究。她的研究從不僅僅停留在論文發表，而是始終緊扣著一個核心問題：如何讓數據與理論，轉化為能夠改善普羅大眾生活的實際政策？

李教授的研究團隊曾經做過一項針對香港劏房戶的長時間追蹤調查。數據驚人地顯示，超過六成的居於劏房的兒童，因為惡劣的居住環境（如潮濕、噪音、空間狹窄）而出現學習遲緩或情緒問題。這項研究發表後，引起了社會極大迴響。李教授並未止步於此，她開始主動聯繫立法會議員、扶貧委員會成員及相關政府部門，舉辦研討會，提交詳細的政策建議書，並利用媒體曝光來喚起公眾意識。她的工作，正是「社會企業研究院」所推崇的「以知識推動社會變革」的最佳寫照。

研究與倡議如何影響政策制定

李教授的影響力，在於她建立了一個學術研究與現實政策之間的橋樑。她提出「社區為本的支援網絡計劃」，建議政府不應只提供物質補貼，更應資助非牟利機構在劏房集中的區域建立社區中心，提供課後託管、心理輔導及親職教育。這個倡議起初遭到部分官員的質疑，認為成本過高且效果難以量化。然而，李教授以一份長達150頁的可行性報告，引用了來自英國、新加坡及台灣的多個成功案例，佐證其長遠效益。

經過長達三年的倡議與持續的數據跟進，香港特區政府終於在2020年的《施政報告》中，撥款成立名為「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的試點項目，其設計核心與李教授的建議高度吻合。該計劃至今已服務超過2,000個家庭。李教授常對學生說：「政策改變有時候很慢，但只要有扎實的證據、清晰的論述與不放棄的溝通，水滴石穿。」她的經歷證明了，社會科學家不僅是觀察者，更可以是積極的社會工程師。

院士稱號的肯定與推動作用

當李慧敏教授獲選為「社會企業研究院」院士時，她並未將此視為個人的最高成就，而是將其看作學術與政策結合路線的一種「集體認證」。這個稱號加強了她在政策討論中的公信力與話語權。過去，她可能會被視為「象牙塔裡的學者」，但院士的身份賦予了她更權威的平台，讓她能夠更順利地與商界領袖、非營利組織的決策者進行對話，推動跨界別的政策聯盟。

她表示：「成為院士後，我感受到一股更強的使命感。」她開始在研究院內主持「知識轉移工作坊」，教導年輕學者如何將複雜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媒體易懂的語言及具有說服力的政策摘要。她認為，這才是院士真正的價值所在——不僅是個人榮譽，更是傳承經驗，培育下一代能夠影響社會的知識份子。

案例三：張大衛博士——跨界合作的領航者

連結資源的藝術：從商業到社群的橋樑

如果說陳志強院士是社企的實業家，李慧敏教授是政策的設計師，那麼張大衛博士，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生態系統建構者」。他的背景相當特殊，擁有商學院博士學位，曾在跨國企業擔任高層管理多年，卻在事業巔峰期轉身投入社會創新領域。他深知商界的運作邏輯——追求效率、規模與回報，同時也深刻理解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對社會價值的渴求與規則。

張博士的核心貢獻，在於他創立了名為「Scale Impact」的跨界協作平台。該平台並非直接營運社企項目，而是作為一個「媒人」與「加速器」。例如，他曾協助一家致力於為視障人士提供就業機會的社企，連結到一家國際科技巨頭，共同開發一套語音導航的工作輔助軟件。又例如，他將本地大學的農業技術研究，引介至一個鄉郊的非牟利農場，並撮合一家大型超市採購其農產品，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從實驗室到貨架」的價值鏈。

獨特視角與成就：創造共贏的生態

張大衛博士最獨特之處，在於他能同時使用「商業語言」與「社會語言」。他常對企業夥伴說：「投入社會創新不是做善事，而是聰明長遠的投資。」他會用數據分析向企業展示，支持社企能提升品牌形象、吸引年輕人才、開發新市場。同時，他對社企夥伴強調：「要有商業思維，確保你的模式可持續，這樣才能放大你的影響力。」

在過去五年，他的平台成功促成了超過40個跨界合作項目，總投入資源超過一億港元，惠及的就業弱勢社群超過8,000人。他更協助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社企認證計劃」，為社企設立了一套包含「社會使命」、「財務可持續性」及「影響力評估」的標準，大大提升了社企在市場上的可信度。他的成就，在於證明瞭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往往存在於不同領域的邊界地帶，需要有人願意做那個走鋼索的連結者。

對未來的展望與建議

作為「社會企業研究院」的院士，張大衛博士對香港社企的未來既樂觀又審慎。他認為，雖然香港的社企生態已比十年前成熟許多，但仍面臨兩大痛點：一是「資源碎片化」，許多優秀的社企因為缺乏整體戰略眼光，導致運營效率低下；二是「影響力評估的標準化不足」，難以讓投資者與政府看到社企的真實績效。

他建議未來的社企經營者，除了要專注於解決問題本身，也必須花時間去理解並搭建生態系統。「不要只想著『我要什麼』，而是去想『我能為合作夥伴創造什麼價值』。」他認為，真正的社會創新，需要一種「開放式協作」的心態。同時，他呼籲政府與大型基金會，應加大對「基礎設施型」社企（即提供中介服務、科技平台、評估標準的組織）的支持，因為這些是讓整個生態健康發展的筋骨與血脈。

不同路徑，同一使命：社會創新的多元力量

回顧三位「社會企業研究院」院士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創新的動人面貌——它並非只有一種固定的模樣。陳志強院士從街頭的一個念頭出發，以創新的商業模式構建了尊嚴與互助的社區；李慧敏教授用嚴謹的學術研究與不懈的倡議，推動了影響數千家庭的公共政策；而張大衛博士則發揮其跨界串連的才能，打破了領域之間的壁壘，創造了協同增長的生態系統。

這三種路徑，看似截然不同，卻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對社會的深刻關懷與實踐的勇氣。他們的故事啟發我們，所謂的「卓越」，並非單一指標的競賽，而是源於將自身獨特的稟賦與資源，貢獻於更高遠的社會使命。無論是創業、研究還是整合資源，只要懷抱著創新精神與堅定的行動力，都能在推動社會前進的進程中，成為指引他人的標竿與燈塔。